電子報 第 173 期 > 科技是否改變了作弊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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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否改變了作弊的定義?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上週四,約翰·卡佩爾曼 (John Kappelman) 在他的線上人類學課堂上向大約一半的學生發出警告說這是一個「糟糕、可怕、非常不好的一天」,原因是超過70位學生加入了GroupMe上的課程群組,在這個群組中,有關實驗室和考試的答案資訊被分享。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人類學和地質科學系教授卡佩爾曼寫道:「我之所以感到失望,是因為這門課的規則很清楚,不允許學生詢問、討論或共享與考試和實驗室有關的資訊。」

根據卡佩爾曼的電子郵件,由於每個學生都「簽署並繳交了課程誠信協議」,他建議在GroupMe聊天中的每個學生都得F(不及格),並將此案轉給學生教務長。教務長室發言人莎拉·肯尼迪 (Sara Kennedy) 在聲明中寫道:「教師可以為他們的課程設定期望,包括什麼是可以接受的合作或資訊共享方式。」 隨著調查的持續進行,卡佩爾曼拒絕置評。
然而,將懲罰範圍擴大到聊天群組中每一位學生的決定,對那些早就將群組靜音或從未檢視過訊息的學生產生了公平性的問題。更廣的來說,這起醜聞突顯了在課堂上推廣科技應用的問題,google世代的學生視自由的資訊交換無需引用為天經地義,然而教職員工對新數位工具的使用(以及濫用)則持謹慎保留的態度。

GroupMe是一個允許用戶創建多達500名成員的群組資訊共享應用程式,它已成為學生之間、團隊合作聯繫的一種流行方式。該應用程式允許用戶在不與整個群組共享詳細聯絡資訊的情況下將成員加入群組中,這對於不想讓自己的電話號碼公開的學生來說是一項吸引人之處。

一些Reddit(編註:Reddit為美國最大的網路論壇)用戶引用卡佩爾曼電子郵件的截圖回覆了一篇推特文,描述了他們如何在課堂上使用GroupMe。一位用戶寫道:「我參加了多個課程的GroupMe小組,我們僅使用GroupMe來提問和協調學習小組。」「我也把它們都靜音了。如果我被指控因參加從未參加過的聚會而作弊,我會很生氣。」

這不是學生第一次在使用資訊共享應用程式時遇到麻煩。俄亥俄州立大學 (Ohio State University) 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曾對在GroupMe上違規分享資訊的學生進行紀律訓練。2017年,俄亥俄州立大學發現了83名學生透過GroupMe進行「未經授權的合作」的違例事件。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發言人本·強生 (Ben Johnson) 在回應2017年的事件如何改變了校園規範時寫道:「我們歡迎學生使用GroupMe之類的社交媒體工具與同學交流,但必須記住,有關學術不端行為的規範是同時適用於線上活動及面對面互動的。」該大學向教授們提供Proctorio(一款偵測學習誠信度的軟體),旨在協助教授發現考試或作業中的作弊行為和其他可疑行為。

埃里克·斯托勒 (Eric Stoller) 曾是大學社交媒體使用方面的顧問,現在是大學數位服務提供商GeckoEngage的數位策略副總裁,他說,儘管GroupMe為學生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半私密的溝通聯繫方式,但他們應該小心提防其被濫用的可能性。「我不認為學生可以說他們是『被動地』被加入群組,他們應該意識到,當壞事開始發生時,他們有責任提醒教務長或他們的老師。」

斯托勒說,學生濫用科技工具的部分原因是,他們在高中畢業後,對不斷變化的規範缺乏明確的認識。雖然許多學生在高中時已經習慣了「關閉所有電子產品」的政策,但大學的規範往往更為寬鬆,在許多課堂上,學生可以把筆記型電腦和手機拿出來,讓他們可以使用很多網路平台。除了GroupMe之外,學生還可以使用Chegg和Wolfram Alpha等解決問題的資源,以及Quizlet等資料庫,這些資料庫通常保存著過去的考古題和作業解答。斯托勒表示,這些數位平臺本身並沒有惡意,但它們確實讓那些有意利用某些資訊系統的學生能夠強化其暴露漏洞的能力。

國際學術誠信中心主席大衛·雷廷格 (David Rettinger) 表示,數位科技的進步不應改變人們對學術誠信原則的共識,即便這些進展讓原則的適用性變得模糊。他將德州大學的GroupMe案例比擬成兩個學生在教室裡作弊,而第三個學生無意間聽到了作弊的內容。「大多數學校不會認為這是違反學術誠信的行為。」雷廷格說。「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想成在面對面的情況下發生,我敢說很少有學校會把類似的情況稱為政策違規。」
『你怎麼知道?』

專門研究學術作弊的俄亥俄州立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艾瑞克·安德曼 (Eric Anderman) 則認為德州大學事件並不那麼黑白分明、顯而易判。他說:「這就像當你在陪審團裡,法官說『從記錄中刪除這一點,你沒有聽到』,那麼,你怎麼知道他們沒有聽到呢?」
安德曼說,對付課堂上數位作弊更好的方法是,讓教師們每學期調整自己的作業和考試。在他的課堂上,他已不再分配指定論文給學生,改而要求學生在特定的時間點回答與課程內容直接相關的原創性問題來完成論文,如此一來,他的學生將無法從網路上購買答案。 雖然這種做法會增加教授的工作量,但作為學術作弊研究者的安德曼說,他更願意防止不正當的學術行為。

斯托勒建議大學和教職員努力縮小學生在學術工作上和日常生活中使用數位工具的差距,從小接觸數位產品的學生習慣尋求任何可用資源來幫助他們學習,這種開放性會導致學生和老師之間的期望脫節。雷廷格認為,這種緊張來自於高等教育的傳統重點,一方面強調發展個人的技能和知識,另一方面也著重在越發寬廣的世界中能有更多的合作及成果共享。他說:「我們必須調整對誠信工作的認知以符合文化轉變。對我們這些教育工作者來說,讓學生理解在一個協作的世界裡工作,不僅需要協作技能,還需要個人技能才能實現協作,這一點非常重要。」

雷廷格說,隨著科技的發展,教師們需要調整對學生工作方式的期望,以及認知到他們所使用的工具將如何塑造學生的工作。高等教育過去也曾經歷技術變革,將先進技術融入到教育過程中。他說,高等教育跟上創新腳步的關鍵是「把學習建立在可用的科技基礎上,而不是奮力與科技相抗衡。」

撰稿人∕譯稿人:Wesley Jenkins  / Yung-Tsen Chen
資料來源:2019年9月25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 Professor Wants to Fail Students for Sharing Information in an Online Chat. But Has Tech Changed What Qualifies as Cheating?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A-Professor-Wants-to-Fail/247219